原标题：破晓东方：三反运动上海打虎，1300个打虎小队，打虎预算：8000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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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上义的“三反”运动，是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积极推动下展开的。
这场运动有利于清除腐败分子、树立良好风尚、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会议讨论朝鲜战局，预计1952年将面临财政困难，提出了解决困难的五条办法，要求各地从11月起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11月1日，东北局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了东北地区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三反”斗争的经验。
这个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在批语中指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其中，11月29日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特别受毛泽东重视，他于11月30日就以中央名义批转了这一报告，在批语中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同日，毛泽东决定“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
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12月8日，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指出：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从1951年12月到1952年1月，召开了市、区人民代表会议，市府委员会和市协商委员会联席会议，干部动员大会，高级干部会议等各种会议，领导同志作报告，层层动员。
12月28日成立了以市委常委、副市长潘汉年为主任的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以副市长盛丕华为主任的上海市节约检查委员会，作为指导和检查此次运动的专门机构。
1952年元旦，市府发布《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规定本市政府机关和国营企业从1月2日开始进行“三反”运动，各单位行政负责首长必须亲自领导。
第一，各机关、企业单位，必须迅速做好动员、学习及建立领导组织的工作，以便从思想上、政策上明确认识，消除顾虑。
同时在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的领导下，应立即分别成立各单位与各区的增产节约委员会分会与节约检查组，并以正派积极的干部，负责检查及接受检举等工作。
各单位应首先自己检查，或者在上下狱和同级间上相检查。把各单位的贪污、浪费情况初步弄清楚（检查、坦白或检举的贪污浪费事实，均自本市人民政府成立后参加工作时算起)在检查阶段中，如有贪污、浪费者自动坦白的，即应加以适当处理。
第二，号召所有有贪污、浪费行为的人坦白检讨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无例外地以身作则，坚决反对“整下不整上”。
第三，在机关内部有领导地、有计划地充分发扬民主，动员全体工作人员进行认真的检举；并大张旗鼓地发动各界人民进行民主检举。
大胆地检举贪污浪费，无情地揭发某些奸商贿赂工作干部，窃取国家财富的犯罪行为。
与此同时，中共上海市委制订了《上海市市、区两级机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计划》，决定各机关“三反”整风运动从1952年新年开始，在一个月至一个半月中完成，其步骤大体为：
(2)各单位首长与负责干部以身作则，带头检讨，先党内后党外，开展检查、检讨、检举与坦白运动；
1952年1月5日，上海市委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首先由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刘长胜带头检讨，然后由常务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潘汉年揭露自己的官僚主义作风和铺张浪费行为。
当时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毅正在华东军区主持“三反”工作，市委第二书记刘晓病假，上海市的工作实际上由潘汉年和刘长胜负责。
1月6日、7日，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各部的部长、处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各局、处的党员负责干部，都分别在党的干部会议上作了检讨，清算了资产阶级思想对自己的影响，许多部门的负责干部检讨之后，紧接着便在党的支部会议上、小组会议上充分展开讨论，发扬民主，让大家对检讨者提出意见。
据《解放日报》披露，上海市人民政府港务局某副局长，不但没有按照市委指示积极领导本单位的“三反”运动，而且在两次示范检讨中，转弯抹角，避重就轻，把自己严重的官僚主义说成是“没有权利领导工作”。
因此，港务局的“三反”运动迟迟没有展开。中共上海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潘汉年就亲自召集港务局党员干部开会，责令这位副局长重新检讨，并解散了中共港务局党组，另组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此次运动。
1月1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干部动员大会，市府委员、市商委员会委员及市府各级机关干部2000余人参加，标志着上海市级机关的“三反”运动由党内推向党外。
会上潘汉年作动员报告，市府秘书长许涤新宣布了上海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分别给予两名处级干部撤职和撤职查办的处分。
会议宣布“下星期起运动在市府所属机关将全面地内外结合地展开，各机关每日上午除必要值班人员外，停止对外接洽办公，集中精力，开展运动”。
区级机关的运动进展比市级机关缓慢，1月份的运动主要局限在党内。大部分区准备在春节后的2月初把运动推向党外。
中共中央在1952年1月23日向各地发出的有关“三反的电报中指出，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
各单位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有成绩。
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
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要求各党委3日内将“打虎”预算报告中央。
2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成立上海市各级“打虎”组织，“打虎”总指挥为刘长胜、潘汉年，下辖财经、市政、政法、公安、文教、工会、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市郊及市级青妇、市区区级机关、工商、联络等11个大队，大队下设中队，中队下设小队，以各级党委、党组负责人为大、中、小队正副队长。
全市“打虎”预算为“大老虎”750只，“小老虎”2800只（贪污人民币1亿元以上者为“大老虎”，1000万元以上者为“小老虎”)，共3550只，由各大队分别包干。
那些经管一定财物的人以及已有贪污行为被检举的人最易成为突破对象。对象确定后，就召开大会小会迫使对象坦白（大会压小会挤），群众在会上给对象的压力被叫做“火力”。
2月17日，《解放日报》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克服右倾思想，争取反贪污斗争的彻底胜利》，社论批评一部分指挥人员对敌情估计不足，“打虎”不力，要求克服这种右倾思想。华东局领导和上海市委高度重视这篇社论，并迅速作出反应。
2月20日，身兼华东局、华东军区、上海市各项领导职务的陈毅，和主持华东局日常工作的谭震林，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严厉批评了上海市的“打虎”工作，认为大大落后于全国各地，要求克服右倾的“思想老虎”，改变运动的迟缓状态。
陈毅在会上，还宣布了对15名贪污或“打虎”不力的负责干部的撤职、查办、停职反省等处分。
这次会议之后，一些新的举措相继出台。首先是大大提高了“打虎”预算，即从3550只提高到8000只。
然后充实“打虎”队伍，全市原有“打虎”小队800个，“打虎”队员4000多人，现要求在2月底以前增加500个小队。到3月13日，“打虎”队员增加到23911人。
2月29日下午，市委召开“打虎”小队长以上党员干部大会，会上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刘长胜检讨了上海市委过去在运动领导上的失误，并宣布经华东局批准：
黎玉（市委委员兼秘书长)、顾准（市财委副主任兼税务局长、财政局长）、王纪华(市财委副秘书长)、陈公祺（市总工会秘书长）等4人撤职反省，曹漫之（市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程万里（上海电力公司军管专员）、马乃松（搬运公司经理）、杜蔚然（市公安局管训处长）等4人撤销一切职务并开除党籍。
这一举措表明了市委全力推进“三反”运动的决心，也促使“打虎”运动趋向白热化。
在上海“三反”趋向白热化时，许多“打虎”队为了完成预算指标，采用了逼供措施。最常用的是通宵战、打骂和体罚。其结果，打出了许多假“老虎”，造成了一些冤案。
最后，上海共打出“大老虎”1390只，“小老虎”8303只，共9693只，比原计划多打了1064只。
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经济部门应该加强业务工作》，这篇社论是在中央注意到“三反””运动已使经济出现显着停滞，并决定加以调整的形势下发表的。
3月11日，政务院公布《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在此规定发表前后，中共中央相继发出《关于处理小贪污分子的五项决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要求各地尽可能地在贪污分子总数中使摘掉贪污分子帽子、免予行政处分者达到70%左右，给予行政处分的为20%左右，给予刑事处分的在10%以下。
要求各地在3月20日以前基本完成摘帽工作，4月底基本完成对各类贪污分子的处理。上述规定相当宽大，体现了缩小打击面的政策。
上海从3月下旬开始对打出的各类贪污分子进行清理定案。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积极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要求各单位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地做好定案工作。
市委于4月19日、20日连续作出重要指示，打消“打虎”队员的顾虑，克服单纯追求数量的任务观点，“老虎”数量迅速下降。
最后，全市“小老虎”数量由原来的8303只下降为1012只，“大老虎”出1390只下降为36只。
据中央组织部统计，“三反”运动中全国打出“老虎”29.2万多只，后下降为10.5万多只，东北区降幅最小，约31%，华东区降幅最大，约83%，而上海的降幅达89.2%。
上海市属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国营企业共有95683人直接参加了“三反”运动，坦白和检举出来的贪污分子共36464人。
其中机关单位的贪污分子占总人数的比例尤其高，如邑庙区区政府和公安分局两个机关有贪污分子445人，占工作人员总数693人的64%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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