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才会有“四野一出，谁与争锋”的效果，四野的“狗皮帽子”部队一入关，关内的敌我对比形势立即发生重大变化。
但是渡江南下以后，一向人才济济的四野司令部却罕见地唱起了“空城计”，不仅从华东军区借调了一个政委邓子恢，还从华北军区“拆借”了两个参谋长萧克和赵尔陆。
且不说创始之初，主席等五大书记给东北战场配备了2万干部、11万八路军和新四军精锐部队，还有各个根据地105个团的架子。真可以说是群贤毕至，人才济济。
从东北人民自治军、民主联军，到东北野战军，林总的兵从13万激增到70万，辽沉战役以后加上地方武装，更是达到百万之众。林罗刘带领83万大军入关，加速了傅作义和平起义。
林总麾下，军事干部有冀中根据地的抗日名将吕正操，冀东根据地的元老李运昌，还有抗联代表人物周保中、陕甘宁边区的留守司令萧劲光，以及刘亚楼、伍修权等人。
政工方面的干部也是人才济济，林总红4军的搭档罗荣桓，从晋察冀进入东北的程子华，井冈山时期给主席当秘书的谭政，资历很老的林枫、李富春、高岗、陈云等人。
华野（三野）的军政干部数量也很可观，像军事主官陈毅、粟裕、张云逸、宋时轮、陈士榘、许世友、王建安等人，政工干部也有谭震林、宋任穷、唐亮、钟期光等人。
除了司令员林总、政委罗荣焕、参谋长刘亚楼，还有政治部主任谭政，两位开国元帅、一位开国大将、一位开国上将，这样的配置放眼五大野战军也是独一无二的。
第一个离开四野的，就是长期饱受伤病困扰的政委罗荣桓。罗政委由于长期积劳成疾，在抗战后期已经检查出患有比较严重的肾病。但是，由于山东根据地要“一元化”整合，八路军主力要抢占东北，罗政委一直没有时间休养。
平津战役期间，罗政委宵衣旰食、日夜操劳，严重透支的身体吃不消了。所以四野在平津地区南下之前，林总和主席沟通后，搭档多年的罗政委留在了平津地区。
平津战役后，林总曾和华北军区的聂司令员沟通，希望他能接替罗荣桓担任四野政委，但是被聂司令婉言拒绝，聂帅在回忆录中对此事还有记录。罗政委因病留在平津，林总再次向主席提出配政委的请求。
这一次，罗荣桓仍然留任四野第一政委，配备的第二政委资历可是不可小觑，即便是挑剔的林总也没有意见。这个人，就是我军老资格的“救火队长”邓子恢。
邓子恢的资历不亚于罗荣桓，土地革命时期，和张鼎丞、谭震林一起创建了闽西根据地，还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抗战时期，担任过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四师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邓子恢先后在华中军区、华东军区和中原军区担任重要职务，先后辅佐粟裕、陈毅和刘邓。邓子恢政工工作出色，对于发展地方经济也有独到之处。
邓子恢和林总的搭档只有一年时间，到1950年6月林总进京为止。邓子恢先后担任四野兼中南军区第二政委、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一直是林总最得力的助手。
其实，林总还真不愿意拿一个换俩，因为“林罗刘”三年多的磨合渐入佳境，尤其是和林总一同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喝过“洋墨水”的参谋长刘亚楼，那可是一个顶三个。
抗战时期，刘亚楼又和林总一同在苏联的军校“开小灶”。解放战争时期，刘亚楼协助林总打了无数胜仗，深得林总青睐。就连林总的家务事，也只有刘亚楼敢管一管。
这样一来，昔日威震天下的“林罗刘”只剩下林总一个了。一个好汉三个帮，只有一个第二政委邓子恢远远不够，所以主席又给林总配备了两个参谋长。
这两位将领都来自聂荣臻的华北军区，出任四野第一参谋长的，是原华北军政大学副校长萧克（校长兼政委叶剑英）；担任四野第二参谋长的，则是华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
像四野大军南下以后，担任副参谋长的还有陈光、聂鹤亭等人。单从资历和能力上看，无论是陈光还是聂鹤亭担任四野参谋长都绰绰有余，主席为何还要跨区调人？
陈光、聂鹤亭虽然早就是四野副参谋长，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被扶正，和少言寡语的林总不是很匹配。
陈光和林总早在红军时期就是上下级，抗战时期林总伤退时，是陈光代理八路军115师师长。但是，延安整风和抢占东北时期，陈光因为档案事件、电台事件被林总公开批评，两人一度闹得水火不容，升任参谋长显然不现实。
聂鹤亭资历也很老，南昌起义时是叶挺独立团的排长。聂鹤亭先后担任过红一的参谋长、晋察冀的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四野副参谋长，担任参谋长不在话下。
而萧克和赵尔陆有一个共同点：红军时期都是林总的下属，也都是“双一”干部；抗战时期，都在115师副师长聂荣臻手下。最主要的是，两人的性格能够和林总相配。
当然，主席的调兵遣将除了考虑将帅互补，还着眼于新中国建设的大局。后面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这一配备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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