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雄峙于鄂豫皖三省边界，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000米，是淮河与长江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南方北方的分界线。
大别山南部靠近长江沿岸的地方可能比华北有些地方富足，但解放军主要活动在中部山区，这里不但称不上“富足”，而且是极为困苦。
国民党军如继续控制大别山，北可屏障长江防线，堵住解放军渡江南进；东西可策应支援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
正是由于大别山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价值，因此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就连侵华的日本军队都从来没有忽视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本来富庶的地方，也已经被20年的战争折腾得差不多了，何况大别山区本来就不是一个富庶的地方。
刘邓大军深入敌区千里，在这样一个穷困的地区进行无后方作战，将会不可避免地遇到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
刘邓首长立即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心乘敌追堵部队被甩在淮河以北，大别山区相对比较空虚的时机，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
其中有两句：“吃大米，铺稻草，一不小心就摔倒”，“大路不能行车马，小路不到一尺半”流传最广，说的就是大别山的路。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初，不少纵队首长看地图，发现大别山中也有公路，就把一些重炮也带上了。
到了大别山一看，都傻了眼，这里到处是高山峻岭、羊肠小道，好不容易才能见到一块平地，也都是稻田。
可大别山地区河多桥多，桥都是用石板搭的，车子从石桥上过时，一下子就卡在石板中间了。一辆车都得花上半天工夫才能开过去。
车马炮全扔了，可还解决不了行军的问题。大别山那地方，秋天雨下个不停，整天都是阴雨绵绵，田埂上像抹了油。
战士们一步三滑，三步一跤，走着走着，哧溜一下，一个人不见了，再一看，掉到稻田里，浑身都是泥水。
六纵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政委杜义德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有天行军，他看着一个营从营长到战士，都清一色地赤着脚在行军。
那个营长自己的双脚也是鲜血淋漓的，没好气地回了一句：“你让我到哪里搞鞋去？谁不知道穿鞋走路快！”
杜义德说：“你懂吗？这叫草鞋！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在大别山再苦，能比长征还苦吗？”
可北方战士打草鞋不熟练，打好了上下不平，也不光滑，穿上后，脚的周围都被稻草茬子刺得鲜血淋淋，脚底磨出了一层层血泡。
虽然是这样，但总比赤脚强。一到宿营地，除了做饭、吃饭，大家就是打草鞋，每个战士都打了10多双，用绳子穿起来，背在身上。
大别山的气候湿润，经常下雨，道路泥泞，草鞋也不经穿，战士们都叫它是“10里鞋”，实际上有的走不到两三里路就穿坏了。
最厉害的是头皮上的，头皮痒得发麻，就使劲去搔，搔出血了，血痂就和头发粘在了一起，就像叫化子一样。
就这么搞了一两个月，基本上把疥疮灭掉了。但这也只能管一时半会儿，过不了多久，就又有人会染上。
除了疥疮，还有痢疾、疟疾。那时在大别山没有井水吃，战士们只好饮山沟和鱼塘里的水，这样非常不卫生。
原野司政治部保卫科长张之轩一直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在1947年10月6日这一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有时部队减员太多，人少枪多带不上，就把多余的武器砸掉。许多老人讲，有些枪是很好的，可惜得很。
其实这在解放区是不成问题的，送军粮、送布鞋，是地方的两件头等大事，每个战士平常身上一般都能带有4双布鞋。
特别是那些杂牌部队，纪律本来不严，看见什么就吃什么，从一个村庄过一趟，整个村的鸡鸭猪鹅就都遭殃了。
比如说有户人家有100斤粮食，过来一个部队，征走了50斤，下一拔部队来了再征25斤，下一拔再征一半，也就只剩12.5斤了，有些村子实际上要征三四次。
那时征粮，真像是叫花子在讨饭。参加征粮队的一般是马夫、炊事员、司务长，这些人年纪大，像马夫，都50多岁了。
老乡就给你诉苦：“长官啊，你步步高升，行行好，我老婆死得早，底下一个小孩，没得一斗粮，可怜可怜吧！”
这些马夫、炊事员就缠着老乡说好话，老乡还是不肯给，他们急了，就给老乡跪下磕头，哭着求老乡给一点。
老乡本质也不坏，就是铁石心肠，也会给一点的。给了我军就打借条，让老乡保存好，将来一定还他们。
供给部要搞好部队武器弹药供应、解决部队衣食住行，而且还要处理好大批伤员，这在晋冀鲁豫地区作战时，本来问题也不大。
每个部队都只好成立筹粮队，由政治机关、供给部门和连队抽调人员组成，带一个班或一个排的兵力筹粮。
他们事先了解好路线，侦察清楚“小保队”的老窝，然后让老乡向“小保队”谎报军情，说哪哪有落单的共党干部。
不过后来小保队也精了，据点一般不留多少粮食，有时一见解放军打过来立马烧掉，使我军缴获的粮食越来越少。
那些经历过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又在以后的抗美援朝中出生入死的刘邓大军的老红军们，晚年提起大别山，都摇头。
他们觉得，生活最苦，风险最大，锻炼最多的就是在大别山，意志坚强不坚强，思想信念坚定不坚定，大别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
从北方老区南下的老兵跑的倒是不多，因为大别山地区地主还乡团和小保队非常残忍，一听口音不对直接砍头示众。
从1938年开始，桂系部队在大别山苦心经营，建立了完善的保甲联防、“五家连坐”和特务组织，民团、小保队（地主武装及土匪）基本成熟。
在大别山，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地形，桂系部队都要比刘邓大军熟。所以，这就为解放军发动群众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国民党军首先以正规军进行分进合击和“铁桶合围”，相继占领了各县城，接着实行重点驻守各分区“清剿”。
国民党保密局调大批特务进入大别山，恢复和发展特务组织，对群众严加控制，大肆捕杀我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
在敌人高压政策压迫下，群众不但怕国民党，也怕共产党，因为一和共产党接触，就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1947年8月27日，也就是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的第一天，邓小平起草了《创建巩固大别山根据地》的重要指示。
“应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大回家，我们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胜利。”
人民军队每次撤出大别山，大别山根据地就要遭到国民党的疯狂破坏，人民群众就要受到国民党的残酷压迫。
在大别山袁河乡，还乡团一次就用大石碾活活碾死4个红军家属，用烧红的铁锹烙死30多个共产党员。
有的还说：“你们有个四进四出，没有一次不是搞到箩里精光（罗山、礼山、经扶、光山），最后还要到剥皮（陂皮河）才走的。鬼才相信你们旱鸭子（北方人）不走。”
当地老百姓还有首民谣：“红军走了蒋军到，怀里揣了三把刀，头把刀子要粮食，二把刀子要钞票，三把刀子要姑娘。”
刘邓大军能否克服无后方作战的种种困难，迅速打开局面，站稳脚跟，关系到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能否成功。
有天行军，他们路过一个村庄，狗一叫，全村便立刻鸡飞狗跳，混杂着女人们的低喊、孩子的哭泣，一会儿就消失在四周的竹林、苇丛和山沟里。
好几个比较年轻的母亲，毫不犹豫地把怀里的小孩扔在了门边，没命地奔逃，村外不时地传来“扑通”“扑通”的跳水声。
旅长尤太忠明白了：这是老乡怕我们啊！他也是从大别山出来的，知道老乡们遭的罪。他沉重地对战士们讲：
“大家都看见了吧，老乡在夜里看不清我们是啥队伍，所以都吓跑了！今天晚上谁也不准住在老乡家里，只准在外面睡稻草！”
原六纵政委杜义德是一个硬汉，不轻易动情，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起千里跃进大别山，眼泪不住地流：
“我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转战过河西走廊，在朝鲜挨过美军炮弹炸，什么苦都吃过。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就是苦出来的。”
平原上土地肥沃，人口集中，一个大地主甚至拥有10多里范围的土地，整个村庄的农民都是他的佃户。
二纵攻占宋埠后，司令员陈再道亲自上门做商会会长的工作，成功筹到了4亿旧币的粮食和物资，算是解决了燃眉之急。
当时梅琪也很着急，他只带一个侦察排，国民党部队驻在附近的是整四十师，离他们正好也有40里左右。
这个商会会长态度也蛮好，请梅琪吃饭。吃过饭，会长说是找商人们商量一下，梅琪怕他跑了，让几个战士跟着他。
这个地方解放军又不能久待，梅琪把商会会长叫来，让他先和部队一起走，什么时间商人们把钱拿来了，什么时间放人。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将来必然解放全国，现在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等到将来解放了，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一定会来还给你们的。”
解放后，梅琪担任军科院战史研究部研究员，有一次奉命到大别山老区搜集史料，恰好碰到了当年“被借钱”的商会会长。
商会会长见了他还万分感激：“多亏你们向我借款，解放后我被评为红色资本家，还当上了市政协委员。”
这是后话了，当时何柱成将此事上报给旅长李德生，之后逐级请示上报，刘邓首长这才取消了向商人筹款的禁令。
虽说有陈粟、陈谢两军东西策应，但刘邓大军毕竟身悬最南端，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敌人源源不断地向大别山扑来。
初进大别山的喜悦慢慢没有了，严酷的现实让一些指战员产生了想法，觉得大别山根本就不像个老根据地。
无论是哪种性质的军队，一个有理智的指挥官应该明白一旦纵兵殃民，部队的军纪败坏，战斗力也就无从谈起。
凡是一流部队，都视破坏纪律为军队之癌，一旦扩散，整个部队说垮就垮。作为一支人民军队，刘邓首长当然更不会坐视不管，任其发展。
1947年9月2日，刘邓在新县小姜湾召开整顿纪律大会，他们让野司保卫科科长张之轩带人到各个路口，只要有部队路过就拦下，带到这里听首长讲话。
10月13日，野司到达黄冈总路嘴镇，镇上的老乡已经跑光了，空荡荡的镇子里，店铺关门，街上没有行人，冷冷清清。
邓小平脸色立即变了，他追了几步没追上，就对张之轩说：“你去调查一下，是怎么回事？他是什么人，这么大胆子！”
中午，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首长专门为这件事开会，最后决定，为了严肃军纪，下午召开公判大会，枪毙赵桂良。
“我……我犯了纪律，杀我应当。可我死得太窝囊了，将来回到太行山了，见到了我们家里人，你们就说我是打仗死的……”
已年过六十的张之轩在离休后自费走遍大别山，又来到了总路嘴镇。当地上了年纪的群众还记得那次公判大会。
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十七旅有个班的战士，来到老乡家门口，叫不开门，全班就在屋檐下过夜。战士们浑身淋湿，冷得发抖，也不进屋。
原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一营一连战士郭荣廷当时只有十四岁，没有鞋穿，行军时只能赤着脚。几天工夫下来，脚上鲜血淋漓。
第二天部队出发后，走了半里多路，他想想心里觉得不踏实，就给班长汇报了：“我给老乡要了双旧鞋。”
班长就问他∶“你给老乡什么东西没有?”他说没有。班长忙给指导员汇报了一下，指导员立即让班长带上郭荣廷回去，把鞋子还给老乡，并给老乡道歉。
班长也不忍心郭荣廷赤着脚行军、他把郭荣廷带回到村庄后，和老乡商量了一下，征得老乡的同意，他把自己身上的衬衣脱了下来，算是把这双鞋子换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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